[好文分享]我的父親

我父親
「姊，我走了。」1937年，由保定師範畢業並繼續在保定上大學的父親離開老家堡子店經由遵化縣城去北京，再由北京去保定上學前，順道到嫁在縣城的姑姑家看看姑姑。1988年我單獨一人奉父命回老家找親人。第一次看到姑姑時，姑姑哭著跟我說：我那時正在做飯，你爸幫我照顧你大表哥，抱著他出門繞了一圈後回來就跟我說了這麼一句話就走了。老家後來為解放的老區，抗戰勝利後卻因立場不同回不了家。因而這一走就是51年。
抗日戰爭開始，河北省主席將河北各大學及高中流亡的學生一股腦的全部送到了西安王曲的中央軍官學校第七分校，當了黃埔15期的學生。同班同學中還有北大學生後來當上台灣陸戰隊司令及警政署長的孔令晟。受訓11個月後送往太行山前線。作戰的前兩年，分配到同一個師的89位同學就只剩7位活著渡回黃河整補。他那個師是最後撤回黃河的師。他所在的營負責掩護全師，他指揮的那個連又當全營的殿後。父親將兵力依各山的隘口，分配了幾道防線。日軍不顧死傷強行追擊，依父親說法，日本人屍體堆的老高還很勇猛拼命的往上衝。就這樣一道一道的防線被攻破。父親趕忙的叫傳令兵去後面找說過會全力配合他的營長，要求將營迫擊炮調來支援。可是傳令兵卻空著手一個人回來，父親說砲呢？傳令兵告訴父親說後面一個人都沒有了。好的說是掩護成功，全師都撤退光了，壞的說他們等不到集結號，被遺棄了。因而父親帶著剩下的人在日本兵的追殺下匆忙的逃命。緊急到渡黃河時連船都沒跳上去就夾著船沿游回來的。全連一百多人只剩兩名軍官跟七個兵。後來又參加了桂林保衛戰等戰事，還好命大一直活到抗戰勝利。
戴笠死後，蔣中正選了連父親在內的兩百位優秀的軍官集訓。為的是重組他最看重的軍事情報網。因而父親進入了綏靖總隊，當了冀東指揮員，並負責對北京傅作義的『看顧』。在北京時認識了出身大名府軍人世家的母親，結婚是在現北京大飯店舉行的婚禮。母親說那時北京方面為了攏絡父親，一些官太太會帶母親去逛街，因父親交代過母親不可收受任何好處，但在店裡只要母親摸過或看過的東西，當她回到旅館，那些東西都已經送到飯店了。當然母親再也不會跟她們一起去逛街了。
當國民黨撤退到台灣時，因為綏靖總隊有一個大隊叛變，因而在澎湖將他們這個完整撤退回來的全美式裝備的幾千人就地解散，父親也就回歸到陸軍系統。1965年左右老蔣總統要反攻大陸，時任師主任（師政委）的父親因帶過他的劉安琪總司令知道父親能作戰愛打仗，因而要他回頭帶一個以直魯豫三省為主幹的團當團長。我問過父親那他們要你做什麼事呢？父親說他的戰鬥序列是左翼第一團，收到的命令只有死守兩個字。因為出發前老總統集合團級以上的軍官作誓師大會，大會上喝了第一杯出征酒，並說下一杯要在南京喝。計畫上岸後老總統將朝右直奔南京，總得要有部隊擋住從左邊廣東來的邊境重兵。直白的說就是要他犧牲到底（北方人在老蔣眼中或許是比較傻），為奔向南京的部隊爭取時間。還好沒反攻成，否則我就幼年失怙了。

我父親（二）
大學畢業在成功嶺受預官基礎訓練時，接到了這輩子父親給我的唯一的一封家書。除了提醒我該星期放假日是我姐姐訂婚的日子外，還強調他在我這年紀（22歲）時就已經領兵跟日本人作戰了一年。我從小就在軍隊中混到了十來歲，按大哥（曾任兵工的保修署署長）說法，我們家的孩子到陸軍就跟回到家了一樣。我受完訓抽籤的當晚，大哥就查到我分配到宜蘭的蘭陽師，二哥提醒父親說謝叔叔是那個師的副師長，父親說就服個兵役哪還要打招呼。只有當年我大哥中正理工學院畢業，抽中中部軍團的籤，父親曾打電話給時任軍團參謀長的袁叔叔（後任軍團司令），讓他想辦法從金門前線調一名軍官回台，再將我大哥送去金門前線頂那個位置。二哥自作主張給謝叔叔打了個電話，謝叔叔只問是當預官？當晚就決定讓我下部隊當個帶兵官。比起二哥服兵役下部隊是到搜索排，一個月被操的少了十公斤，我下部隊當個連輔導長（連指導員）可算是個輕鬆的了。
1939年父親軍校畢業後分配到駐紮在河南的師，準備整補完就會渡過黃河，進入太行山跟日本人作戰。他的部隊借住在一位前清的舉人家裡。他見父親是個大學生很是喜歡，有意撮合父親與他的孫女。據父親說法，他對她也頗有好感，但當年最親密的接觸也只有一次父親陪她家人打麻將時，趁機將手放在坐在他旁邊看牌的她的腿上。相處一段時間後，軍隊得出發去前線。臨行前雙方算是將這們親事說定了。
一個軍校剛畢業的排長上了戰場是啥也不懂，還好他的排附是個土匪出身的老兵。所有的行軍布陣都是排附一手包辦，連父親的槍法也是他教的。該排附教父親打手槍的動作很奇特，美其名叫『指哪打哪』。意思是用中指扣板機，利用人從小到大用手指頭指東西的習性來瞄準。從剛開始作戰，每有同學陣亡，他們同期同學會相約找個時間，大家去某個山頭遙拜的一群年輕軍官們，漸漸的變成聽聞又有哪位同學陣亡只是心臟抽動一下的老兵。就這樣在子彈紛飛，血肉亂濺的日子裏，父親從一個菜鳥排長漸漸變成了一個老牌連長。
帶著武器彈藥裝備不良，士兵教育訓練不足的連隊跟日本人作戰，往往死傷慘重。父親告訴過大哥，他一個連的編制是120人，但常常出任務時會擴充到180人。大哥問為何？父親說上面已經將會陣亡的人數計算進去了。父親說過他最討厭中國軍隊不負責任的指揮。跟日本人作戰，常常得要有3：1的兵力才能抗衡。但長官常常不給足人跟武器彈藥，就要求父親攻下某個山頭或據點，後面還加上一句，攻不下來就提頭來見。常常一個山頭得跟日本人衝上衝下數次，有次他的連隊第二次被日本人反攻失掉山頭，退下來的兵竟然個個呆坐在石頭上望著對方，奇特的是日本兵也一樣。父親邊罵邊將士兵拉下來讓他們臥倒。現在才知道那是衝鋒肉搏後腎上腺素大量分泌的後果，但當時哪裡知曉此現象。
每日都活在殺人或被殺的環境裡。連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大霧行軍走路時，剛想說旁邊是啥聲音時，上了刺刀的日本兵就從旁邊殺出。刺刀穿過了父親的袖子，緊急中左手握住卡在袖子上的槍，右手與日本兵互掐，騰不出手來拿自己的武器。他的傳令在旁邊不敢直接開槍，怕傷到自己人。還好傳令的反應還算快，將槍管從父親肋下伸進去一槍崩了那個日本兵。原來是碰到一隊構築工事的日本兵，對方搞不清楚雙方數量就發起攻擊，結果被全殲。小時父親就常告訴我們，刺刀直刺會卡到肋骨很難拔出來，更不可以刺頭，他們曾踏著日本兵的頭都還無法將刺刀拔出。
壓力下總會發生炸（驚）營的事情。一次晚上睡覺突然聽到子彈上膛的聲音，直覺是日本人摸上了，父親一手握著手槍躲在門後，心想進來一個射一個，進來多了就將左手已拔掉安全栓的手榴彈放開，多拉幾個墊背的。可是等了半天也不見槍響，後來才發現是整寢室的士兵都拿著槍呆滯的坐在床上，將子彈裝上膛再拉槍機讓子彈退膛。整寢室滿地的子彈，場面十分詭異。父親說每次鬧完營之後，下一次的戰鬥總是死傷慘重。一次是他同學晚上帶著他自己的連隊去偷襲日本人。不知怎麼回事，他們連隊繞回到父親連隊防守的正面。雙方火拼了一晚，直到父親突然聽到對方高喊給我往上衝的聲音是他同學發出來的。氣的父親衝到前面說某某某你他媽的衝誰呀！搞清狀況時雙方都已死傷枕藉。一次是他一個連被對方一個大隊圍著打，全連只剩三十餘人時，父親試圖從日軍砲陣地突圍。但對日本軍隊的配置沒搞清楚，以為只要衝到日軍砲陣地前，砲就打不到他們，他們就可長驅直入趁機逃跑。誰知砲陣地旁幾挺機槍將他剩下的幾十人都打翻了。只剩他這個連長帶著傳令逃出來。至於這些狀況上級的懲處如何，父親就沒有交代了。在父親口述各次戰爭中比較特殊的一次是他們接獲情報，有日本慰安婦會經過他們防區附近。父親立馬帶著部隊去伏擊。結果來了兩輛卡車，每輛車上有四五名日本兵警戒跟保護。等他們將日本兵都打死時，所有慰安婦已經滿山遍野跑不見了。他們搜了半天只抓到一名高麗慰安婦。父親沒多說，但等我長大後也才能理解當時的狀況。只能說戰爭總是相當殘酷無情的。
在前線天天與死神交錯，連好不容易抓隻雞燉了一鍋湯，找來幾個同學打打牙祭，沒吃幾口就被一位同學一家伙撲倒。原來他是被日本狙擊手一槍打到後腦勺。父親自認自己很難活過這場戰爭，不想讓在河南等他的女孩空等，因而早早就請同學寫封信告訴她自己已經陣亡了。沒想到兩年多後還能活著撤回到河南。進入駐地後一次陪著師長騎著馬作陣地環境的踏勘，竟然還到了那女孩家所在的縣城。父親說他自己心中一陣惶恐，還特意的將自己帽簷往下壓了壓。沒想到一進城門，馬頭就被女孩的哥哥拉住。他激動的說王兆芬你還活著！還請了父親去家裡坐坐。好在那時那女孩已經嫁給一位軍需官了。
後記：之前一直以為太行山是個窮山惡水的地方，直到看到後面四張照片才發現原來那裡也是挺美麗的。

我的父親（三）
父親晚年的時候有一次對我們幾個兒子說，雖然我沒錢，但我留了一身清白給你們。我跟三哥後來還開玩笑的說，我們還是比較喜歡他留錢給我們。
1965年父親調職到陸軍訓練發展司令部擔任後勤處處長。該處共有八個上校副處長，八個上校科長，八個（還是十六個）上校副科長，八個上校科參謀。當年可真是人浮於事啊，其中還有一位科長朱叔叔，是擔任過某黨主席的父親。父親是上校佔少將缺（他幾個同學都當少將好多年了）。在沒戰事的時代，陸訓部後勤處管了不少陸軍的後勤，簡單的說是個不得了的肥缺。偏偏父親是個連關西摸骨大師（當年在台灣很有名，父親不信這個，只是陪朋友去，該大師順便摸了父親的手。）都說他有個奇特的命格，這個命是縱使入寶山也會空手而回。按二哥的說法（大哥那時在讀台南一中，跟姥姥住在台南，沒跟我們一起來台中。後又去讀軍校。）他常常要衝出門口將錢塞回給送『禮品』來的人。甚至還有一次將一捆鈔票直接丟進正要開走的汽車。台南某食品大廠的總經理也曾到家裡來，提出要拿出七八百萬（一九六幾年的時代）來活動某塊地。也有建商要父親去買塊地，地上的房子他負責建好。這些事父親都當場拒絕了他們。父親他有他的堅持，並曾對我們說，他絕對不擔心憲兵來敲我們家的大門。可是我跟哥哥們後來聊起此事，都認為上面或許有很多人恨死他了。也就是父親這個性讓他仕途向來不順吧！但有意思的是，這個大家幹個一年頂多兩年的職務，卻讓父親連當了六年。或許是從未拿過誰的好處，也就沒有利益分配不平被人告的問題。也或許是當年老是將攻不下的山頭交給父親帶兵去攻的老長官們正好都在上位。其中還有一位副總司令是當年在太行山作戰時擔任父親的營長，也是父親帶著兵將受傷的他一路抬下戰場的。六年後父親選擇退伍，當個備役少將。理由是當軍人的錢不夠養家餬口。
在父親擔任後勤處長時有一兩件值得提一下的事。當年軍隊要換裝新槍，那時有兩個選擇，一個是M14步槍，一個是M16步槍。父親以他在戰場的經驗，建議選擇M16。他說我們中國人體型小，M14不論槍本身跟子彈都太重太長，根本不適合國軍使用。可是不知為什麼上面還是選擇了M14。另一件事是當時陸訓部只編制了一個勤務連。但任務繁多，只得到處借兵調兵來支援。造成了一個有八百多人的超大連隊。有一段時間不知為何，該連老是出事。因勤務連屬後勤處管轄，父親將連長叫來，跟他說你這個烏紗帽快不保了。建議他做三件事，一是最近都別回家，男人不回去『找』老婆，脾氣就特別躁，管起部隊就特別兇特別嚴。二是去剃頭，人頭髮沒了也就六根清淨，專心工作。三是換軍旗，這或許是象徵性的動作吧！事實證明很快的就沒再出事了。大哥當豐原保養廠所長時，也遇到所裡老是出事。父親就建議他帶著全所人員剃頭，也是很快的就平靜下來。我當連輔導長時也有遇到連續出狀況的問題。連長問我怎麼辦。我想到父親教過我們的辦法，建議連長照辦。連長軍校49期正期生，做事乾脆爽氣，立刻跟我說輔導長走。我當場愣了一下，問他走去哪？他說去剃頭呀！我⋯。
後記：大哥擔任過陸軍武獲室主任，保修署署長，負責過很多軍品的採購。經手的錢都是以好多億計。大嫂當時開了一家小說店，每天五塊十塊的收，好貼補一些家用。只不過當年因沒錢能聽從某首長幕僚的『建議』，捐款給某基金。因此就沒積夠德，便沒福份昇上中將。當然他也沒擔心過憲兵會去敲他家的大門。

我的父親（四）
『父親對我說的楊虎城全家被殺及澎湖山東
流亡學生被裝入麻袋扔進海裡的事情，跟外界的說法不同。』
父親1918年生在河北省玉田縣，五歲時全家搬到旁邊有清朝東陵的遵化縣。高小畢業以第一名成績考進河北省立五中。按父親說的，他捨不得家裡得賣好幾大車的糧食來給他付學費。因而去報考了學校會管吃管住管學費跟零用錢的保定師範。父親以第三十幾名的成績考進了當時對全國招生只錄取五六十人的這所學校。保定師範後來被稱作是共產黨的三大搖籃，父親自然也在裡面參加了讀書會。只是當時共產黨要拉他入黨被他婉拒了。畢業後並未直接去教書，而是為了實現自己農家子弟的夢想，想在老家燕山腳下買個山坳子養牛養羊的。因而繼續在保定讀農業大學，跟著教授養了兩年的蜜蜂。但對日抗戰的爆發，則完全改變了父親的人生軌跡。
抗戰勝利，父親等兩百個優秀的軍官被蔣介石選出，接受特別的組織及訓練，以便成立綏靖總隊。蔣介石曾對全體學員說，政治失敗他不痛心，軍事失敗他也不痛心。他最難過的是軍情系統的解體（戴笠死亡後）。並在分發前，為了他們在推行工作上可與社會地下勢力掛勾，讓全體學員加入了青幫組織，成為他的直屬弟子。此事我們兄弟之前都完全沒聽父親提過，直到1985年左右，二哥被綏靖總隊出身的宋向華叔叔（時任東海大學體育老師）吸收為洪門子弟。父親得知後很生氣的跟我說，要收難道我自己不會收嗎？才告訴了我這段事情。（洪門在台灣的創始人也是自稱被蔣介石收為弟子的一位退役軍官。）
父親當過綏靖總隊的一名大隊長。與看管過楊虎城的人員都認得。直到1990年父親去世前幾個月，有一晚陪父親聊天，父親才告知了我楊虎城的事。按父親說法，他問過他們（其中有兩位是兄弟，後住在澎湖。）為何要殺他們全家。他們告訴父親說，楊虎城是軍閥出身，脾氣暴躁，縱使被軟禁，脾氣也一點也沒改。時常脾氣一來就對這些看管他的年輕人一頓好揍。偏偏他是欽命要犯，又有將軍頭銜。這些當年二十來歲的年輕人被打了也沒處好申訴，更不敢將他怎麼樣。後來局勢動亂，他們最後收到的命令是將楊虎城全家帶往台灣方向。一晚他們又因事被楊虎城打了一頓。偏偏那時在路上與上級通訊中斷（當年可沒行動電話連絡）（與未接受上面的指示說法吻合），他們連政府或者組織部門還存在與否都不確定。幾個年輕人喝著悶酒越想越氣，腦袋一熱，幾個人就衝進去拔槍將他們全家殺了。父親是有問過他們並確定沒有任何上級的命令或指示，純粹就是一個突發狀況。這或許不是大陸政府希望聽到的說法，固然人是死在老蔣的看管裏，老蔣也沒做過任何辯解，但我相信我父親說的事實。
1949年綏靖總隊經廈門撤到了澎湖。同時撤到澎湖的山東流亡學生因不願被編入國民黨軍隊與軍方發生衝突。後來謠傳很多學生被丟進大海餵魚。父親晚年也跟我說過此事，當時軍方捉了這些學生也不知道該如何處理。大概心想丟給綏靖總隊那或許是個好辦法。結果人全都送到了父親那，父親經過詢問後也許不認為有何大事，又不想將這些人送回去再度造成困擾。因而全部送上飛機，運到位在員林的學校。父親笑著跟我說：我一個也沒丟到海裡。（2011年當事人王文燮說只有兩名學生被刺傷，無外傳的屠殺事件⋯⋯）